杨朔“诗化散文”新解

来源：烟台日报水母网
时间：2023-07-28 18:04:41

文 | 贾小瑞

(资料图)

杨朔的散文创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成熟期。其标志是他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这种艺术个性一直被戴上“诗化散文”的桂冠。我以为，这种模式化认定是不完整的，通过回归文本原作，从中还可以发现真正的抒情因素，发现其中的自由之美、自然之美。

一

杨朔散文艺术个性的形成，首先决定于当时的文学创作观念。在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立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在这种根本的创作原则的规范之下，杨朔的散文从内容来看，“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而不是沉醉于自我的喜怒哀乐之中，呈现的是客观记叙。

在这种客观记叙下，杨朔的散文大致都有一个相同的情节模式，即“我”和人民的代表偶然相遇或特意相见。在今昔对比的框架中，或是历尽风霜的中国人民忆苦思甜，“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发出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赞美；或是那些依旧深受侵略的国际友人意志坚定、信心百倍地投入斗争、憧憬美好生活，而“我”欣然地歌颂世界人民在苦难中表现的力量美和人性美，同时抨击兽性未改的殖民侵略者。他的散文名篇《雪浪花》《香山红叶》《蓬莱仙境》《海市》《金字塔夜月》《印度情思》《樱花雨》《晚潮急》等都具有这种模式。

情节模式之外，杨朔散文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往往不是作者动人的情思，而是性格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历尽苦难壮心不已、浪漫温情、幽默诙谐的老泰山，轻轻摇橹、悠悠讲述传奇的神话故事的桂林船家，性子爽快、敢于争先、勤学苦练的女炮手张凤英，活泼聪明却身世悲惨的婀娜姐姐，还有爱憎分明、坚韧睿智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感的埃及老看守，以及如非洲狮子一样勇猛、刚强、血气旺盛的几内亚红衣青年等。杨朔以写意似的笔墨只抓取人物最富有神韵的特征简笔构勒，就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刻绘这些风采独特的人物时，杨朔善于使用细节和对话烘云托月。对花农普之仁曾经忧患的苦难身世的表现，杨朔只抓取了外貌上的两个细节——“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表现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时，杨朔捕捉到的是君子姑娘柔和的眼睛里的两点火花。使用对话描写最多、也最传神的散文名篇是《雪浪花》。老泰山一出场“人未到声先闻”，一句“是叫浪花咬的”就突现了老泰山乐观开朗、幽默浪漫的个性。接下来对老泰山人生经历的展示主要都是通过“我”和老泰山的对话来实现的。在这些话语中，老泰山的语言均属于单纯个性化语言。这种语言不要求它具有推进情节、展开矛盾的作用，只要求它“开口就响”，能直接表现人物性格。老泰山苦尽甘来的人生和迷人的个性魅力几乎都是借助单纯个性化的对话实现的。在其它篇章中，对话的采用也是普遍的，并且作用各不相同，但大多倾向于刻画人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杨朔的散文在当时的文学创作观念的规范之下，关注的是社会面貌、时代精神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表现的是“人民的斗争、劳动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客观叙事的，是以人与事为核心的，明显的情节模式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其具有小说化的倾向。

二

再从杨朔对散文创作的诗意寻求来仔细分析。杨朔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不要从狭义方面来理解诗意两个字。杏花春雨，固然有诗，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你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

我们应注意杨朔在“意境”前加上了“思想”二字，这两个字明确地表明杨朔所追求的“诗意”事实上就是思想的诗化。

另外，杨朔在《我的感受——〈三千里江山〉写作经过》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曾经有人说：“杨朔啊，你的作品干干净净，有头有尾，就是没有感情，不打动人。”……说实在话，从前我有一种不正常的顾虑，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虽然经过整风学习，总还留着尾巴。因此，我在作品里，有意不写感情。

这是杨朔在1952年的自白，在这之后，他走出了“有意不写感情”的缺憾了吗？在杨朔那些流传广泛的散文名篇中，“我”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窥视者，在体验生活、深入群众时，千方百计地让人民的斗争、劳动、生活等外物充满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消融在其中，变成象征着劳动人民的小蜜蜂。就这种主观个性、情感色彩的淡薄而言，杨朔的散文是非诗的，因为诗最是主观情思的结晶。

三

摆脱开“诗化散文”的模式认定，用自己的眼睛与心灵去阅读，我发现了杨朔散文中真正的抒情因素。首先，这种抒情因素并没有被杨朔纳入“思想意境”的营造之中，而是杨朔在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其次，这种抒情因素基本上都体现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环境描写之中，其社会性、时代性都是极其淡薄的。

如《海市》中的一段：海水碧蓝碧蓝的，蓝得人心醉，我真想变成条鱼，钻进波浪里去。鱼也确实惬意。瞧那海面上露出一条大鱼的脊梁，像座小山，那鱼该有十几丈长吧？我正看得出神，眼前刺溜一声，水里飞出另一条鱼，展开翅膀，贴着水皮飞出去老远，又落下去。我又惊又喜问道：“鱼儿还会飞么？”

另外就是国际题材中写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与人和平相处的美好景象，如《印度情思》中的描写：你在大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小鸟会唧唧喳喳飞进来，围着你的腿搜寻面包吃。你到清真寺或者是名胜古迹去游玩，小松鼠会追着你跑，你站住，小松鼠便坐起来，用两只前爪拈着胡子，歪着头，还朝你挤眉弄眼呢。

面对自然的美轮美幻与动物的逍遥自在，杨朔“看得发呆，也什么都忘了，连自己也忘了，仿佛这正是上古的洪荒时代，人类还不存在，眼前只是一片荒凉原始的大自然”。正是在“什么都忘了，连自己也忘了”的时候，杨朔才情难自禁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情感显然是对无拘无束、自在逍遥的生命状态的欣赏与热爱，是对“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沉醉与渴慕，这是多么赋有感染力的、永恒的人性咏唱啊！

那么，对“天人合一”的向往、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慕为何会在无意识之中顽强地泄露出来？这恐怕就该归因于杨朔成长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了。

四

对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整个历程都是一个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最关键的是童年时期。因人的童年就如同一张白纸，任何色泽在白纸上都能留下清晰的印记并难以消除，于是有“童年情结”的说法。

杨朔的童年都是在故乡蓬莱度过的，而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据杨朔的弟弟杨玉玮追忆：在家乡的时候，杨朔一次次地在海边流连忘返，沉醉在与大海为伴的趣味中，归家时往往耽误了晚饭，引起母亲的担心和责备，但总也改不了。

杨朔自己没有留下直陈大海带给他的精神造化的文字，因而我们只能从一般规律中大致推断大海对于杨朔的意义。我以为，大海的美是丰富多彩并因人而异的，但根本的一点是其或狂噪凌厉或温柔细语的自由境界能让每个人都动容动情、获得深刻启示。杨朔会不会因领略了大海的自由之美而产生对人生的自由境界的无限渴望呢？这应该不是臆测。杨朔因对大海的痴迷而产生热爱整个大自然的情怀，就更不是妄谈。

从地方文化来说，蓬莱最独特的恐怕就是道家文化了。这和道教在胶东地区的兴盛有直接关系。早在公元1167年，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便在登州一带传道。王重阳之后，道教的集大成者丘处机于1219年住在莱州的昊天观，随之而来的是道教的发展与壮大。而道家文化中最普遍地被接受的精髓就是崇尚自由、醉心自然、天人合一。

杨朔并没有直接表白过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但“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是潜滋暗长、坚韧不拔的，甚至有意的抗拒都难奏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个人被高度组织化的时代，每个人的自由就是以规定的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自由，在指定的健康、进步的情感活动中沉浮的自由。在杨朔明确的“思想意境”中，人无疑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大自然的美丽只是作为伟大而平凡的劳动者的陪衬而出现的，自然并不具有自足、自立的地位。但当“前意识”的卫士稍有懈怠时，无意识的情怀就闪身而出，杨朔就让人生第一时期的大海之美和道家文化“好似地下的一股暗水，只要戳个小洞就要喷溅出来”。

尽管杨朔散文喷溅出的自由之美与自然之美是微弱的，并且更多地散落在国际题材的作品中而常被忽略，但恐怕这是能超越时代、永久常存，让读者在每一次阅读时都兴趣盎然的永恒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探讨“杨朔模式”的同时，应冷静地回归文本，摆脱先入为主的惯性，以沙里淘金的探索精神发掘闪光的真金？这才是对历史的公正，才是对杨朔的客观评价。

作者简介：贾小瑞，1973年出生，内蒙古包头人，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洋语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当代胶东诗文论稿》《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研究》等专著，发表过《自由的行旅——聂绀弩的精神个性与无政府主义》《余华小说的民族性分析》《被遮蔽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初探》等论文30余篇。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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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诗化散文”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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